早在1904年，香港岛的几个中国学生，凑钱买来一个足球，其后，他们组织成立了“华人足球队”。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，第一个体育组织。
辛亥革命前夕，在南京举办了中国第一届运动会。“南华”以三战三捷的成绩，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支全国足球冠军队。
然而，球员们完全是在“用爱发电”，他们用省吃俭用出来的钱，购买了球衣、球鞋，最后却实在无力支付，比赛的各种费用。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那是一个乱世，国家力量薄弱，饱受外族欺凌。但就是一群小伙子，靠着精湛的球技，在国际赛场上，取得一个个令人咋舌的成绩。
李惠堂出生在一个豪富之家。父亲是香港最负盛名的建材公司的老板，他先后娶了24名妻子，生养下子女60多人。
在诸兄弟中，李惠堂排名老大，这也就意味着，他最受父亲的重视，李惠堂是被当作“全家的希望”而培养的。
他生得方面大耳、大骨架，怎奈从小却身体羸弱，两岁多了还不能正常行走，家人害怕他患上软骨病，便引导其多做运动。
父亲曾经送给他一个皮球——那个年代，这还是很金贵的玩具，而李惠堂小时候最喜欢的运动，就是玩皮球。
四岁那年，由于时局动荡，他跟随母亲回到广州老家。在空旷的乡村，李惠堂踢皮球的机会更多。甚至，一天不踢上几脚，他都会感觉茫然若失。
强壮身体之目的一旦达到，父亲又很“及时”地制止他踢球。在家长看来，这属于玩物丧志，必须见好就收。
后来，父亲更是严格规定，禁止李惠堂踢球、看球，或者从事任何跟足球有关的行为。若是违反，轻则不准吃饭，重则一顿打骂。
时间来到1917年，15岁的李惠堂以优异的成绩，顺利考入香港皇仁书院。这个学校以西人子弟为主，而进入其中读书的中国人，可想而知非富即贵，不是大地主、大富商，就是官僚阶级。
父亲希望阿惠 “多培养些人脉”，毕业后可以顺利当经理、买办，出人头地。但是，他显然是大意了，皇仁学院以教授算术、常识等西学为主，这在彼时的香港非常罕见。更罕见的是，学校还有足球等课程。
最终，李惠堂只在皇仁学院读了两年书，就不得不辍学，他被“勒令”回到家中，协助父亲处理生意上的事情。
暗地里，他和小伙伴们，还煞有介事地组成一支足球队。因为伙伴们光脚踢惯了球，这个球队就叫“赤脚球队”。
因为在“赤脚队”表现优异，他带领伙伴们屡获冠军，李惠堂被大名鼎鼎的“南华队”吸纳，虽然被分配到实力最不济的乙组乙队，他依旧很满足。
是年，在日本大阪举办第六届远东运动会。这是一场由中国、日本和菲律宾三国，共同发起和参与的赛事。具体到足球项目，中国队派出17名健儿出征，刚满18岁的李惠堂，是其中最年轻的“国脚”。
与今天情况正好相反，当时日本的足球水平远弱于中国。在日本，军国主义开始盛行，他们为了造势，在大阪街道上，到处张贴侮辱中国球队的海报。
但这也改变不了，日本终将失败的结局。在决赛赛场中，中国队以5:1的大比分优势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比赛结束后，日本观众把事先准备好的臭鸡蛋，像雨点般掷向中国队，当队员狼狈地逃到更衣室时，他们又发出哄堂大笑。就好像自己才是冠军似的。
考虑到那时我们国军的表现，能让对方喊出“中国足球铁军”来，可想而知，那时的“国足”，是何等的厉害。
中国队对这次比赛非常重视，球员的选拔也相当激烈。李惠堂担任的前锋位置，就有足足7个竞争者。好在，他最终脱颖而出。
“南华队”去到澳大利亚时，当地有一份报纸，竟公然发表了一格漫画，描绘中国队拖着长辫子、手持“东亚病夫”旗子入场的场景。旁边还大书特书：“明天中国足球队登场之前瞻。”
那个叫珍妮的女孩，是墨尔本的名门闺秀。她倾慕于李惠堂，只要有李的比赛，女孩几乎场场不落，并且常常不顾惜淑女的形象，直接在看台上狂呼：“前进吧，9号”（李惠堂身着9号球衣）
到了快1925年时，李惠堂已年届20，他绝不会想到，远在香港的父亲，其实也在为儿子筹备着婚姻。
如果说，珍妮的出现，是“突如其来的幸福”；父亲的操办，无疑是一场“政治婚姻”。对于这两段姻缘，他全都选择说不。
李惠堂给澳洲的女孩，写了一首诗。其中有“好梦难成春色暮，此心常系百年情”之句。他隐晦地表达了，自己与珍妮之间，只有友谊，没有爱情。
对于父亲，李惠堂明显就不客气多了。父亲应该是知道自己的恋情的，他却选择视而不见。既然如此，李惠堂就决定，不跟他打招呼，与恋人廖月英偷偷私奔去上海。
就是这么一个无厘头的决定，叫人没有想到的是，伴随李惠堂的加入，他彻底扭转了上海球坛，一向由外国球队雄霸的局面。
得知李惠堂要来，当地的报纸先是一顿猛夸，称他是“名震中西之香港足球队副队长”云云。但是彼时，西方足球队已经独霸上海滩20余年，洋人显然接受不了，一个中国人享有这种荣耀。
李惠堂来沪，紧接着加盟本地球队“乐群队”，经过简单休整，他率领伙伴，以4:1的悬殊比分，击败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球队。洋人打脸的速度，就是这么快。
在各种比赛当中，他就像开挂一般，不断取得胜利。1930年代的上海，还因此产生了一句流行语，说的是：“看戏要看梅兰芳，看球要看李惠堂。”
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，其实非常不太平。日寇步步紧逼，东三省已然落入他们的魔爪，国军却没有还手的能力。
1934年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，李惠堂以队长的身份出征。在决赛的赛场上，中日两国再次狭路相逢，为了心中彼此的信念，他们各自都铆足了劲儿。
“今天不是赛球，而是为了祖国的尊严而战，如果我们输了，不是输球，而是输去四万万同胞脸上的光彩。”
中国队的最后一个进球，就是由李惠堂踢出的。他右脚大力抽射，足球犹如炮弹一般，准确无误地飞入日方的球门。
中国足球很争气，小伙子们以亚洲第一的成绩出线。可是关键时刻，国民政府却掉了链子。为了这次远行，国足精打细算准备申请区区22万元的经费，结果由于财政紧张，最后仅仅到账17万。
中国队并没有退缩，他们决定提前两个月出发，一路之上靠打比赛卖门票的方式，赚取路费和参赛费用。
今天的某球队，往往都是包机去外国比赛。据说，某次与越南踢球，适逢凌晨他们才赶到，可是到了异国，球员们不是闭目养神，不是研究战术，而是网购奢侈品。
每每最困难的时刻，中国人总是能表现得万众一心，更何况一支球队。为了顺利去到柏林，李惠堂及其队友，和越南、新加坡等6个国家，一共踢了27场比赛，取得24胜3平的战绩。
一路舟车劳顿，他们消耗了几乎所有的力量。柏林奥运会第一轮开始，国足还遭遇了老牌劲旅英国队，小伙子们最终败北，无缘下一轮比赛。
李惠堂的表现，依旧得到西方足球评论家的认可。“速度极快，犀利的盘带，在球场上一如跳舞，如入无人之境地跳着自己的旋律。”
李惠堂婉言拒绝了，他说自己年纪太大，马上就要退役。这的确是原因之一，更重要的原因是，如果成为职业球员，将丧失参加奥运足球赛的资格，他也就无法为国争光。
日本以及汪精卫政府，不止一次“邀请”李惠堂踢球。他毫不犹豫地拒绝，宁可在保险公司当职员，宁可浪费自己无比珍贵的运动员生涯，也不愿意出山。
因为带着一个“国”字，尤其是对于一个弱国，这项小小的运动，就势必带着骨气与尊严的意味。他当然愿意用球技去推广这一项运动，然而，他更加不会在乎，赌上职业生涯，去捍卫祖国的尊严。
如今，斯人已逝。“国足”的未来，也早已传到今天这群运动员手里。但今天的中国队，显然没有接好这个接力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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